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，“是民族复兴的根基，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”。当前，包括文化安全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，并与其他安全因素交织叠加、相伴相随，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。外语教育，一方面积极促进着中外文化交流互鉴、繁荣发展，是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路径，另一方面又作为各国思想文化、意识形态等发生碰撞、交融、博弈的场域，以更潜在、更广泛、更深远的方式影响着。作为外语学习大国，我国应将教育视为构建文化安全体系的关键平台，以人才培养为重要切入点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。

　　首先，加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，为实现“磨底色”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。在“知识传授、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”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中，价值塑造始终应作为外语人才培养的第一尺度。为保证课程思政在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走深走实，未来的外语教育应至少在两个维度下功夫：一方面，在内容上对接国家战略需求，服务社会发展大局，通过对学生国家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养，帮助其形成“国家认知、国家认同、国家责任、国家立场、国家期待”的完整认知序列，进而拥有“讲好中国故事，传播好中国声音，阐释好中国特色”的意愿和动机，以及积极利用所知所学与西方针对我国的错误认知、有意曲解展开辩驳的意识和勇气。另一方面，在形式上需做到灵活多样、与时俱进，善于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和资源不断丰富教学模式、提升教学效能。同时，还要注重提高教育的亲和力，从隐性教育的原则出发，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目标有机融合，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发挥出教育的价值导向、情感陶冶、潜能激发和行为导引作用，避免“为思政而思政”的僵化教学方式。

　　其次，实施外语人才培养规划，为实现“注活力”。外语人才的教育和培养，要置于全球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，从以下三个角度规划，确保育人与育才的和谐统一：第一，将人才作为资源储备进行规划。要综合考虑的面向，如国际和地区冲突的协商与解决、全球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的解读与拟定等，对语言教育中母语、通用语言、关键语言或应急语言等的语种和类型、质量和标准、专业和领域展开规划，力求培养出语言资源种类丰富、语种布局均衡科学的全方位、多层次外语人才队伍。第二，对人才进行全面规划。“人才”是一个发展性概念，其能力组合呈现为“已有—在用—拓展”的渐进序列，是一个从管理到探索、从使用到契合的过程，因此要特别关注对除学习力之外的研究力、服务力、技术力等能力的触发和提升。只有科学规划、全面提升，外语人才才能够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安全格局下“因势而谋、应势而动、顺势而为”，承担起维护的重任。第三，将人才视为传播主体进行规划。在外语教育中，学生不是被说教、灌输的对象，相反，在满足国家意识、思想道德、人文情怀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需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保障，使他们探索和改进传播中国文化、塑造民族身份、维护的方法路径。同时，要根据人才队伍的实践反馈，反向调整其培养计划和方案，为人才发挥影响力、推广力和传播力创造友好环境。

　　再其次，推动外语教育制度改革，为实现“开新局”。目前，国际安全局势错综复杂、瞬息万变，现有的教育理念、方法、模式、产出等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。在总体观的指引下，实现外语教育的战略转型、重构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势所必然、时不我待。第一，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安全思想要在外语教育国家标准、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，从源头处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、民族归属感和国家使命感。第二，要积极构建外语学科的核心素养体系，同时覆盖知识习得、技能提升、情感培养、观念塑造等方面，助力人才的全方位培养和持续性发展。第三，要不断健全丰富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谱系，不仅在校内校际之间开展师资整合和优势互补，还要善于在将国外优质师资“引进来”的同时，积极让国内教师“走出去”进修深造，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佳配置。第四，要强调外语人才培养的需求引领和实践导向，结合国家需求优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与路径，打造高质量复合型、应用型外语人才队伍。第五，母语文化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石，也是维护之必需，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还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参照，并将之体现于教材建设、课堂活动和评估体系等环节中。

　　（作者岳靖峰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，董晓波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[南京师范大学]2021年度课题“高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与舆情治理研究”[项目编号：21NSZXB003]成果）